但Nathan显然不打算就这么消失。
一周后，我在波士顿的办公室收到了一封信。
没错，一封手写信。用的还是四十磅重的棉花纸，信封上盖着蜡封，像是从《傲慢与偏见》的片场寄出来的。
我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照片。
那是十二岁时的我和Nathan，在Santa Monica的沙滩上，两个人的脸都晒得通红，Nathan手里举着一只寄居蟹，我闭着眼睛尖叫。
照片背面有一行字，字迹潦草但用力：
“我翻遍所有旧物，才找到这张照片。Cara，我可以解释一切。求你接我电话。”
我把照片放进碎纸机。
然后拿起手机，拨给他。
他接得很快。“Cara！谢天谢地——”
“Nathan，”我打断他，“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在撞坏一辆限量版法拉利之后，还能在ICU里写信的？还有，别再寄东西到我的办公室。这是商业地址，我不想因为前男友的骚扰信上HR的名单。”
他的声音立刻带上受伤的调子。“我只是……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真的变了。”
“是吗？那你现在能站在我面前，当着我的面说，Elaine从来都不是问题，是你自己的贪心才是问题吗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。
很久，他才说了一句。“我需要看到你。”
“你不需要看到我。你需要的是一个能收留你愧疚感的垃圾桶，而我已经不受理这项业务了。”
我挂了电话。
然后我打开手机，把Nathan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进黑名单。
做完这一切，我给Marcus发了一条消息。
“波士顿收购案第一阶段完成。另外，我可能需要一个不被骚扰邮件和信件抵达的地址。”
Marcus秒回：“我的顶层公寓从不收到任何垃圾邮件。来吧，客房永远为你留着。”
我盯着屏幕上那句话，忍不住笑了。
这一次的笑，是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