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年前，凯勒·裴斯在我们的订婚派对上递给我一张黑色金属卡。
“没有限额。”他微微低头，替我拨开肩上的碎发，语气温柔得足够让旁边的记者拍出一版“世纪订婚”的封面，“你想要什么，都可以买。”
我看着那张卡，想了三秒。
然后我走出酒店，穿过第五大道的晚风，在街角买了一只六美元的热狗。黄芥末多加，洋葱碎不要，因为我第二天还有一场董事会旁听，不想带着洋葱味坐在一群老钱中间。
热狗刚递到我手里，凯勒就追了出来。
他的脸色比酒店门口的大理石柱还冷。
“朱诺。”
他很少在人前提高声音。他的愤怒总是压得很低，像一把包了天鹅绒的刀。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“吃东西。”我咬了一口，“派对上的鱼子酱像咸味眼泪，我需要一点真正的食物。”
排队的人笑了。
凯勒没有。
他看了看我手里的热狗，又看了看身后跟出来的朋友、记者和裴斯家的亲戚。他从我手里拿走那只热狗，连同纸袋一起扔进垃圾桶。
“你拿着裴斯家给你的卡，站在街边吃这种东西？”
我愣住了。
不是因为心疼六美元。
是因为他扔掉的动作太熟练，好像我喜欢的一切，他都可以随手处理掉。
“这叫晚餐。”我说。
“这叫丢脸。”他靠近我，声音只够我一个人听见，“你很聪明，朱诺，但聪明不等于体面。你以后会成为裴斯家的女主人。你的一举一动，都会被人议论。”
我看着他。
酒店门口的灯照在他浅金色的头发上，漂亮得像橱窗里不负责售后的商品。
我第一次见他，是在沃顿商学院一场校友酒会上。他走到我面前，说他喜欢我对新兴市场风险模型的提问。后来他给我送花，陪我熬夜写报告，开车四小时去我实习的城市给我送胃药。
我以为那是爱。
现在我才知道，那更像一种挑选。
他在一堆精致瓷器里看中了一把锋利的小刀，觉得有趣，带回家后却嫌它不够像花瓶。
“凯勒，”我说，“你知道吗，我从小在俄亥俄州的一个铁路小镇长大。我们那里的人吃热狗，喝罐装啤酒，会在夏天坐在门廊上骂天气。你追我的时候，这些你都知道。”
他的眉头皱得更紧。
“你不用总拿出身说事。”
“是你一直拿它说事。”
他沉默了两秒，像是对我的不识好歹感到疲惫。
“回去。”他说，“别把今晚弄得更难看。”
我低头看着无名指上的订婚戒指。祖母绿很大，压得手指发凉。它从来不像承诺，更像一枚漂亮的标签。
我把戒指摘下来，放进他西装胸前的口袋。
“那就别难看了。”
凯勒的表情终于变了。
“朱诺。”
“我不嫁了。”
我转身走进酒店，拿起自己的手包。大厅里，宾客的交谈像潮水一样停下来。所有人都看着我，像在看一个突然从笼子里走出来的展品。
薇薇安·贝尔站在楼梯口，眼睛红红的，穿一条白裙子。她是裴斯家多年资助的女孩，住在他们家，吃他们家的饭，拥有凯勒所有“不需要解释”的例外。
我经过她身边时，她轻声说：“朱诺，你总是这样冲动。凯勒只是想让你变得更好。”
我停下脚步。
“薇薇安，靠别人施舍活着的人，最好不要评价别人该怎么站着。”
她脸一白。
凯勒追进来，听见这句话，眼神瞬间冷下去。
“向她道歉。”
我笑了。
那笑声大概不太温柔，因为离我最近的侍者手里的托盘都抖了一下。
“你看，”我说，“这才是今晚最体面的事。你终于选边了。”
我没有再等他的回答。
但我走到旋转门前时，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惊呼。
我回头，看见凯勒在大厅中央单膝跪下。
他手里拿着另一枚戒指。
薇薇安捂着嘴，眼泪像预约好的一样掉下来。
凯勒看着她，声音足够让所有记者听清。
“薇薇安，嫁给我。”
我站在门边，忽然一点也不疼了。
疼痛是一根线，断的时候反而安静。
我推门走进雨里。
黑色轿车的远光灯刺过来之前，我只来得及想一件事。
那只热狗，我还没吃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