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瑞士的私人医院里待了三年。
三年，够一个女孩学会走路、说话、恨一个人恨到骨头缝里。那年我十岁，父亲花了三百万美元把我从绑匪手里赎回来，用裹尸袋装着送进急救室。
我的脸被剃刀划烂了。
“一共二十七刀，”后来文森特给我看当年的警方报告，手指捏着那张纸的边角，指节发白，“他们每一刀切完之后，都要等伤口结痂了再切开。”
他的声音很轻。像一个父亲在给女儿读睡前故事。
那年他才十七岁。
在长岛的别墅里，他蹲在地上，把一条最柔软的羊绒毛毯铺在我的轮椅踏板上。动作很慢，像在侍弄什么易碎品。我低头看他，看他的眼睫毛在吊灯的暖光下投出细碎的影子，突然想到——这个人，这辈子，都不会让我再受到任何伤害了。
他成了整个东海岸的“教父”。
有人在我背后说我是个疤脸怪物，他把那个人的脑袋按进冷库的冻肉钩上，挂了一整夜，第二天早上那人哭着说愿意出整个布鲁克林的地盘来换一条命。
有人说我坐轮椅是累赘，他开着拖车碾过那个人的双腿。据说骨茬穿透皮肉的声音，让在场两个端了二十年老枪的打手当场吐了出来。
从此之后，整个纽约地下世界，“莫雷蒂”那个字，谁碰谁死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些年，他每个月都会去父亲的书房里待一整夜。
“父亲说，蒂娜是我们家族的原罪，”有一次他喝醉了，把头埋进我的手心里，声音闷闷的，“他说，保护不了家人的男人，不配姓莫雷蒂。”
他哭了。眼泪很烫。
那年他二十二岁。
后来他砸了数百万美元，送我去苏黎世做面部重建和骨骼修复。我被推进手术室十七次，每一次麻药醒来，都能从病床边的监视屏里看到他——他在纽约，凌晨三点，他靠在办公室的皮椅上，面前摊着一大堆账本和文件，对我笑。
“蒂娜，哥哥很快就能把你接回来了。”
他做到了。
我的脸重新完整了。我学会了用自己修复后的腿走路。我在苏黎世大学拿到了金融与投资管理学位。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家族企业的合规化转型路径，导师给了满分，评语是“极具实践指导价值”。
回国前一周，我收到了文森特寄来的烫金请柬。
照片上的女人是个爱尔兰裔红发女郎，靠在文森特肩头，笑得像个得了糖果的孩子。背后是洛克菲勒中心那棵巨大的圣诞树。
他在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：**蒂娜，马上要多一个人疼你了。**
我把请柬贴在自己胸口，在宿舍里哭得像个傻子。
我改了机票，提前一天飞回纽约。
我想给他一个惊喜。
门被推开。
“亲爱的，”麦肯娜的声音甜得像糖浆里泡了三天三夜的毒苹果，“你不用瞒我。她是你养在欧洲的情妇，对吧？”
她委屈得恰到好处，眼眶泛红，声音哽咽。
“我就是想看看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让你这么着迷。我可以学她，照着她的样子打扮，这样你是不是也能多爱我一点？”
我趴在地上，满嘴是血，拼命摇头。
不是的。我是他妹妹。
文森特动容了。
他走过去，将麦肯娜拥进怀里，轻轻拍她的背。那双手，那双曾经为我杀过人的手，温柔地安抚着那个刚刚割烂我嘴唇的女人。
“说什么傻话。我说过心里只有你一个。”
“这房子是给我妹妹买的。”
他顿了顿，伸手指向我。
“她是谁？”